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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角应责（diagonal accountability）则是力图让公民直接参与到横向应责的过程中，打破国家对政府官员实施监督的垄断，加强公民社会的监督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现行宪法实施早期就多次承认，人大的监督工作距离宪法的规定、人民的期望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监督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从上述情况来看，法律不会违宪作为一个经验意义上命题是成立的，它更为准确的表述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会对已经通过的法律作出违宪判断。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大量本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性法律和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历次修改也使得刑法修改可能超过了宪法所规定部分修改的界限，引起了若干学术上的探讨，[75]但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权配置上并不会作出违宪的宪法判断。总体来看，制宪者在制宪前后关于违宪概念的讨论，是一种粗线条的描述，这也奠定了我国宪法实践中违宪概念的基调，对准确理解违宪这一概念的逻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39] 上述情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常见，1987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仍然存在与上一年相同的问题。[36]在起草《监督法》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试图对违宪进行更详细的规定。例如，在1998年的工作报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总结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的五年工作时就指出：本届对备案的地方性法规，交由专门委员会进行了初步审查，有的专门委员会还对个别不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地方性法规提出了纠正意见。

[71]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9年第1期，第329页。事前预防违宪比事后纠正违宪更重要、违宪是例外而非常态、事后纠正违宪是一种备而不用、备而少用但有备无患的宪制手段等更加务实的观点也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xxiii]]在权利社会化向权利生态化转型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对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的保护，也即对生态权利的保护，是未来宪法的中心任务和重要特征。

在新时代，必须坚持法治理论的科学性，要发现和认识法的基本规律，把握和驾驭法治的一般规律，使法治理论及其成果能够体现并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v]]陆宇峰：《系统论宪法学新思维的七个命题》，《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特定的中国生态宪法观的有机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也是生态宪法中生态人的基本遵循。只有在环境保护这个语词中，才有我们讲的环保的意含。

[[vi]][7]《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94、1220页。姚建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实践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的法学解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6期。

[14]有关日本从《公害对策法》到《环境基本法》的发展状况，参见原田尚彦：《环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2-13、18-19页。由此，也会产生环境法理论体系的价值及规范需求不能自足之诉求。[[iv]][12]李林：《新时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15]相对于传统法学，生态法学有两大变化：一是其研究不仅关注当代人，也关注后代人。

可见，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的发展经历了数次转变：一是时间维度上，先后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随着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日益深入，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入宪暴露出的人类利益中心的弊端，并不完全符合法律生态化的价值依归及发展趋势。同时，作为拟制上的自然人，与其职权对应的是国家不仅享有生态职责、监管义务，也承担着积极保护和改善义务。曹明德：《生态法的理论基础》，《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

从权利功能看，生态权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生态防御权，即生态人对其他主体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阻却的权利。国家和人可以从可持续发展中获得相关正当利益，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于对自然的足够理性尊重。

[[xxv]]G.W.Paton,A Textbook of Jurisprud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285. [[xxvi]]蔡守秋：《环境权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11]详见张文显教授在该会议上的讲话。

[[xxviii]]生态行为的法律属性具体包括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陈海嵩：《中国环境法治中的政党、国家与社会》，《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16]关于生态学的发展阶段，参见刘贵华、朱小蔓：《试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教育研究》2007年第7期。当然，生态权利也应该摆脱某种单项价值和单一内容的权利桎梏。当前，生态宪法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宪法和法律保障综合方案，理论意义在于为生态文明法治提供适足的理论体系。[[vi]]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

系统内部是有一定结构的，且是分层次的。[[xv]]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78. [[xvi]]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王利明：《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符合宪法环境条款的核心要义，也促进了与民法总则绿色理念与原则的互相融合，更深层次地推进了环境法的立法目的实现和功能发挥。

而生态宪法学的提出，能够更好整合宪法与环境法等部门法学的理论，有效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保障实践。[19]关于权利的生态观念变迁，参见江必新：《生态法治元论》，《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

（4）具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意识。[7]系统论宪法学从社会整体性视角出发破解了现代宪法的源代码，使之得以处理现代社会固有的宪法问题。近年来，除了其他学科，法学界对生态人概念也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17]关于生态人的基本概念，请参见蔡守秋、吴贤静：《论生态人的要点和意义》，《现代法学》2009年第4期。

注释: [1]相关的具体论述，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生态宪法和法律行为具有以下三大特征：（1）社会属性。

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民法的功能在于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利益在私人主体间的展开进行规范和保障。（一）第一阶问题 生态宪法学研究所要应对的第一阶问题来自实践层面。

[6]关于系统论，参见曲阳：《卢曼法社会学述评》，《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杜辉：《论环境私主体治理的法治进路与制度建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10]新时代法学话语体系要体现新时代特征，要具备中国特色，要引领法学潮流。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受到公众越来越多的认可，环境保护的深远目标被寄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生物本身的生存样态在生态的概念之内能够得到更精准的涵盖，即包含了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本身的固有关系。曹炜：《环境法律义务探析》，《法学》2016年第2期。

生态环境治理属于党执政的重大政治问题且关系党的根本使命宗旨，同时作为重大社会问题关系到是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依归与评价标准。因此，生态权利与生态义务的复合性既表现为积极权利又表现为积极义务。

对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环境目标责任体系的法治分解和支撑。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在其早期的研究中就显示包含了众多学科内容的综合特征并与相关基础学科交叉，物理、化学、生理、气象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被大量借鉴。